根据科法斯集团发布的《科法斯2020年第三季度贸易风险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”），与2020年第二季度类似，报告中所列预测项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。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源自全球疫情的发展：自2020年6月以来，全球疫情持续恶化。受制约因素（封锁期间）和疫情防护措施的双重影响，企业和家庭纷纷推迟了投资和消费计划。

科法斯预计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-4.8%，2021年将反弹至4.4%。相比2019年，2021年欧元区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将分别下降3.5%和2%。这意味着经济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。同样，世界贸易也仅会呈现局部反弹：预计2021年的反弹（3.5%）远远不能抵消2020年预期的下降（-13%）。

报告中发布的科法斯政治风险指数凸显了双重趋势：一方面，全球层面的冲突风险水平有所降低；另一方面，政治和社会脆弱风险在个别国家有所上升。后者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尤为明显。伊朗和土耳其是社会风险提升最明显的2个国家。另外，巴西、墨西哥、秘鲁、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及南非都面临着很高的政治和社会风险。

严峻的挑战摆在面前

自2020年6月以来，疫情在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（如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和阿根廷）的扩张势头有所增强，同时在另一些国家（如俄罗斯、南非、巴西和墨西哥）略有减弱，但仍处于相当严重的程度。在欧洲，“第二波”疫情发展的速度似乎比专家最初预期的要快，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。

企业保持谨慎：在管制期间，由于出口减少和/或生产线暂时中断，它们取消或推迟了许多投资项目。这造成了大量工作岗位流失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的最新预测，2020年上半年，全世界的工作时间减少了14%，大约相当于4亿个工作岗位。其中，降幅最大的是北美洲和拉丁美洲。

与此同时，消费者也很谨慎，因为他们面临失业风险。首先，在疫情管制时期，消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。而封锁措施结束以后，消费者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和/或经济困难，增加了预防性储蓄。例如，2020年4月，美国家庭储蓄额占该国家庭收入的33%，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2倍。尽管这一数字之后有所下降，但2020年7月仍保持在近18%的水平，比疫情暴发前高出10个百分点。

不出所料，遏制措施的放松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自2020年5月以来出现机械性反弹。在“后疫情”阶段，企业信心和家庭信心在达到历史低点后有所回升，尤其是欧洲国家。其他常用的月度经济环境指标（如工业生产和零售销售）在2020年第三季度也遵循了类似的趋势。然而，这种机械性反弹似乎已经过时。企业信心在经历了2020年6月和7月的快速复苏之后，2020年8月实际上又回到一个较低的水平——意味着欧元区GDP几乎为零增长。截至2020年9月中旬，全球餐厅预订数量仍低于疫情前水平30%左右。同时，世界上大城市的流动性相比2020年年初下降了20%。

企业的融资条件仍然有利

在许多国家，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支持计划减轻了疫情对企业的冲击。它们迅速做出反应，避免像2008—2009年那样收紧企业信贷条件。担保贷款机制符合这一逻辑，应当持续下去，因为各国政府拨付的最高融资额度远未用尽。

在欧洲，这些附带担保的银行贷款计划有几个共同点：在同一时间（2020年3月底或4月初）宣布，70%～90%的贷款由担保覆盖。这意味着大部分贷款都有担保，因此，相关银行承担的风险不会很高。根据欧洲智库布鲁盖尔（Bruegel）的计算，到目前为止，各国分配的金额并不一定与2020年3月底或4月初宣布的金额匹配。例如，德国迄今拨付的资金仅占其GDP的1%，在欧洲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低水平。截至2020年6月底，德国仅支付了其于2020年3月底宣布的担保贷款总额的4%。这一数字远远低于西班牙（42%）、法国（35%）、英国（18%）和意大利（13%）。就德国而言（意大利和英国也相对较低），担保贷款仅占其2020年上半年新发放贷款的不足1/4。以上数据表明，企业很少使用此类贷款支持方案。

除担保贷款方案外，货币政策应保持持久的宽松，从而为企业创造有利的融资条件。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时间甚至可能超过预期：在2020年杰克逊霍尔（Jackson Hole）年度研讨会上，美联储（Fed）宣布，其货币政策框架将发生重大变化，调整其相对于目标通胀率的监测方式。这一决定恰逢美元兑主要货币，特别是兑欧元下跌，因此表明货币政策将在比预期更长的时期内保持宽松。美国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、退出部分全球商业事务，以及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，也对上述贬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令人担心美元可能失去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。

美联储明确指出，基准利率接近零的货币政策将至少维持到2023年年底。这一决定将对全球其他许多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，因为一旦出现明显利差，本国货币兑美元将面临升值风险。

新兴国家零散复苏：亚洲领先，拉美落后

美元贬值至少有一个好处，即在全球避险情绪空前高涨的背景下，新兴市场货币能够抵消2020年3月出现的部分贬值，当时出现大量资本外流。换言之，尽管资本外流量在2020年3月相当可观，但并未持续：2020年4—8月，流向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净流量每月都是正值。然而，这一大趋势并非没有例外：土耳其、南非、马来西亚和乌克兰在2020年6月、7月和8月均出现资本外流，这表明新兴市场的汇率风险并没有完全消失。

在某些情况下，新兴经济体所受冲击比发达国家更严重。例如，南非过去5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低于1%，2020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超过30%。旅游收入下降、来自外籍工人的转移支付减少，甚至公共支出减少，都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潜在冲击。另外，农产品供应链中断（相对于成熟经济体，新兴经济体农产品在平均“消费篮子”中的比重更大）引发的高通胀也阻碍了经济复苏。尽管如此，这种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趋势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消失，因为服务价格增长缓慢。

根据科法斯集团的测算，疫情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异。在2020年和2021年经济将实现强劲增长（累计至少比2019年高出5个百分点）的20个经济体中，大约一半在亚洲（包括中国和越南），而另一些由非洲国家组成（包括科特迪瓦、加纳、卢旺达和坦桑尼亚）。

与此同时，在15个表现最差的经济体中（即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比2019年低7个百分点），有7个分布在拉丁美洲，分别是：墨西哥、委内瑞拉、阿根廷、厄瓜多尔、秘鲁、伯利兹和尼加拉瓜。与危机前的水平相比，这种持续较低的经济活动水平预计将对就业和企业经营产生影响。